高考前的日子，我的生物钟与药效完美同步。每天早上六点半，喷完鼻炎喷剂后开始晨读，清凉感能支撑到上午第四节课；晚自习前吃口服药，确保熬夜刷题时鼻腔通畅。最担心的是考场空调里的灰尘，我让母亲准备了口罩，在鼻梁处垫了层纸巾，像个小心翼翼的防毒战士。
高考当天，我在考场外喷了两下鼻炎喷剂。走进考场时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答题卡上，每个字都清晰得像在发光。整场考试，我只打了两个喷嚏，用掉三张纸巾。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，我摸着通畅的鼻腔，突然想在操场上狂奔 —— 原来摆脱鼻塞的呼吸，如此自由畅快。
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把用过的鼻炎喷剂空瓶排成一排，像展示军功章。同桌笑着说：“以后不用再和答题卡抢纸巾了。” 我望着窗外的阳光，突然明白：那些在考场上与喷嚏抗争的专注，那些在书桌前与鼻塞周旋的坚持，早已把小小的鼻炎喷剂，变成了通往梦想的船票。
省运会预选赛的检录处，我脱泳衣的手指在颤抖。当肩胛骨的鳞屑落入泳池，裁判突然吹停比赛：“先清理干净！” 观众席上爆发出哄笑，我看着水面漂浮的银白色碎屑，像被投入湖中的雪花，突然觉得那些熟悉的水波变得无比陌生。
十二岁那年，我是体校泳池里最快的鱼。可自从某次训练后发现大腿内侧的红斑，一切都变了。教练以为是氯水过敏，让我换了家泳池，结果鳞屑却蔓延到了脖颈，每次触壁转身时，都会在池壁留下淡红色的印记，像条挣扎的血迹。
展开剩余62%更衣室的储物柜成了我的秘密基地。每次训练前，先用防水胶带把肘部的鳞屑贴住，再套上长袖泳衣 —— 即使在盛夏，也捂得严严实实。有次接力赛换泳衣时，新来的队员指着我后背的红斑：“教练，她是不是受伤了？” 我慌忙拉上拉链，却把胶带粘在了泳衣上，扯下来时带起一片鳞屑，落在她新买的泳镜上。
尝试过各种与泳池兼容的治疗方案。把药膏混在保湿乳里涂抹，结果遇水后在皮肤上形成白色的膜，像贴了层塑料纸；口服药让我在高强度训练时频繁抽筋，某次万米测试游到一半，突然腿软下沉，被救生员拖上岸时，泳衣里的鳞屑漂了满池。
最残酷的是医生的建议：“别再游泳了，会加重病情。” 那天我在泳池里游了整整一夜，直到凌晨被保安劝离，看着水面上漂浮的鳞屑，突然觉得这条游了八年的泳道，变成了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回到宿舍，我把所有的奖牌都塞进了床底。
退役后的某个雨天，我在康复中心偶遇曾经的队医。她展示手机里一位游泳运动员的照片 —— 那人曾和我一样患有银屑病，如今却在参加公开水域比赛。“生物制剂能让你重新下水。” 当第一支药剂注射进手臂，我仿佛听见水波流动的声音。
重新训练的日子像在适应新的水性。每周三次的治疗时间雷打不动，冷藏箱里的药剂和泳衣放在一起，像对形影不离的伙伴；每次入水前，都要在患处涂一层厚厚的防护霜，防止氯水刺激；游完后立刻用弱酸性沐浴露清洁，再仔细涂抹药膏。起初的半年，鳞肖依然会在转身时飘落，我却不再停下，任由它们融入水波。
当一年后的城市马拉松游泳赛，我触壁的瞬间，裁判惊讶地看着计时器：“比你巅峰时期只差两秒！” 上岸时，我故意没有立刻披浴巾，让记者拍到我后背淡粉色的疤痕在阳光下闪耀。颁奖台上，我说：“泳池教会我的，不仅是速度，更是在逆流中也要保持节奏。”
现在的青少年游泳训练营里，有个男孩总是穿着长袖泳衣。我掀开自己的训练服给他看：“你看，这些印记就像水波留下的吻痕。” 当他终于脱下长袖跃入泳池，我看着水面泛起的涟漪，突然明白：真正的泳者，从来不是拥有完美的皮肤，而是能在任何水域里，都游出自己的浪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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